这一年，在中原大地上，依旧慢吞吞地行驶着马车、牛车和手推的独轮车，坚硬的木轮沉重地刻划着黄土地，继续为她增添苦难的皱纹；从三家村里的老童生到京师书香世家的子弟，依旧将目光和­精­力聚集在四书五经上，揣摩着如何“破题”、“承题”，梦想着状元及第，一举成名天下知；乡村的集镇上，依旧靠风箱、木炭、铁锤装备起来的铁匠炉为农民们提供锄头和镰刀；白发苍苍的老­奶­­奶­，舍不得点起小油灯，借着月光，依旧摇着她陪嫁的那辆老纺车

这一年，新年伊始，朝廷里一派喜气洋洋，头等大事是正月里皇上大婚，二月里皇上亲政。

清代皇帝大婚比历代皇帝奢华更甚，是极尽奢侈铺张之能事的，光绪帝是清代正常地举办大婚的最后一个皇帝。

这次大婚，共花费银550万两。其中，各种“外办”耗费，共为105万余两，占大婚开支总额的20％左右；而由“内办”的帝、后应用冠服、朝珠、钿钗、金银珠宝玉器，嫔位所用器物，皇后妆奁，以及后嫔铺宫应用的金银器皿等，共为银400万两以上，占总耗费的80％左右。

这些银两主要是从各省、各税关指派筹解的，是从全国搜刮来的民脂民膏。虽然清王朝的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对筹办光绪大典曾假腥腥地说：“国家经费有常，目下整顿武备，需款孔多，各省时有偏灾，尤宜体念民艰，爱惜物力，朝廷躬行节俭，为天下先，该大臣等，务当仰体崇实黜华之意，严饬承办各员，认真原理，不准稍涉浮冒。”但实际做法则完全相反，大婚典礼的经费，不但没有“节俭”下来，反而逐步加码。光绪十三年五月二十日慈禧明降懿旨，光绪大婚应需款项，“著户部先行筹画银二百万两”，各省“预为指派二百万两”。半年之后，光绪十四年正月十七日总管内务府大臣福锟面奉懿旨：“办理大婚之款四百万两尚不敷用，著户部再行筹拨一百万两”。九月二十六日又奉旨“续行筹拨五十万两”。三次共筹拨银550万两。

如果了解一点宫廷办事的内幕，也就不会奇怪了。一般的“规矩”是“倒二八到工”。也就是说，在报销的经费中，一般只会有二成用于工程本身，其它八成由管工大臣、监工大臣、收工大臣和各级经手办事人员层层分肥。至于能不能有二成用到工程上，还要看大臣的人数和人品，遇到大臣人多或特别贪的，二成也保不了。

如一个门帘二万五千两，其实所费不过数十金这里所说的“数十金”，弹­性­较大，按照最高的上限，就算是一百两，二万五千两也是它的二百五十倍。至于奉旨“总司传办一切”的李莲英荷包里装了多少，真正用在皇帝、皇后身上的究竟有多少，那就只有天知道了。

太后万寿、皇上大婚这类重大的庆典，更是内务府官员和太监们发财的极好机会。

而此时光绪十五年上半年直隶省顺天府、大名府、宣化府的粮价，以谷子、高粱、玉米三种粮食计算，平均每仓石计银一两四钱六分。如果每人每年口粮按二石计算，计折银二两九钱二分。光绪大婚耗用白银550万两，按当时的粮价折算，可购买近400万石粮食，足够190万人吃一年。大清朝正处在内乱外患丛生、天灾人祸迭起的重重灾难之中，如此奢侈铺张的皇帝婚礼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举行的。光绪十年（公元1884年）六月，山东河决，毁坏历城、齐东、利津等堤埝，大片地区遭灾，清政府仅拨银16万两赈灾；光绪十一年两广水患，慈禧仅下令拨银6万两赈济；光绪十二年北运河决口漫溢，使永平各府受灾，朝廷只拨银12万两救急；光绪十三年郑州河决口，南入于淮，使河南、安徽大片地区受害，清政府仅截留京饷漕折银30万两赈恤。到了光绪十四年，由于皇帝婚期迫近，忽有江北匪，为了皇帝大婚，调军速剿，用款振济，而免除了某些地区的税赋钱粮。

这样一对比，可见清王朝用于人民生计迫切需要的开支寥寥无几，而从民众身上疯狂榨取的财富则多得难以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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