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是一个中国特有的悲剧。***

或许这也是中国今天的高考为什么越走越让人感到进入了牛角尖和死胡同的重要原因之一。世界上还没有哪一个国家的国民像中国人对考大学表现出如此的狂热与独一无二的选择。

十年浩劫留下的一代人失去上大学的机会反而成为加深了此后两代人共同渴求冲进大学门并决一死战的结。这种状况只有中国才存在。

我再不把儿子送进大学，就意味着从我之后的几代人便会丧失做人的最基本的资本，也就是说在我之后我们崔姓将彻底沦为贫民阶层。如今通过自学已在北京市某机关任副处长的崔先生谈起这个话题时显得异常激动。

可不是吗！他的话像汹涌奔腾的大江之水，一泻而下，我是老三届的，后来到北大荒去了。恢复高考时我没有参加高考，不能全怪我。当时一方面我们仍受读书无用论影响，一方面我在团部任领导职务，工作忙脱不开身，把参加高考的时间让给了别人。如果说当时我自私一点，完全可以像别人扔下手头的工作去复习，去参加高考嘛。回城后，我在一家福利厂当支部书记，工作还是那么忙，天天都要为几百号人的生存展着想，还得经常跑外勤，哪来机会去脱产参加这个班那个班？我的档案你不信可以，尽是什么先进工作者、劳动模范、优秀党员之类，可在填写一张张先进上报表时，文化程度那一栏一直是高中毕业。有啥法子，比比人家，那些当年在兵团给我手下打杂的人现在个个是教授、局长。我不感到心寒？不就是因为人家后来上了大学，身怀一张可以敲门的文凭，所以便提拔得快嘛！我们这些没有文凭的，再拼命­干­，也不如人家一张文凭水平高呀——哪怕他读管理学的博士毕业生连最基本的一个车间都指挥不好，人家照样可以比我们早提拔到处级、局级岗位上。而我们呢，就因为没有进过大学，所以什么好事都与你无关。这公平吗？可有谁能改变得了？崔兄的一番话听起来像是牢­骚­，实际上反映的确是当今一个活生生的现实问题。我知道老崔的儿子今年也在读高三，准备参加2000年高考。你可以到我单位问问，我早已不是当年那种先进分子了。我现在上班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呀，这我心里明白，处长局长也不会说我什么，反正在我之上有一大堆人闲着，我多­干­活并不一定落好，乐得我能有时间把­精­力放在儿子的学习上。你问我儿子的学习成绩怎么样？当然不错了，我希望他圆我的清华梦。现在我和爱人的全部希望都放在儿子身上，只要他能考上名牌大学，我会觉得自己一直认为的社会对我们这些当知青的不公算是可以逮回了，否则我一辈子心理不平衡。

我与老崔相约2000年夏天，等他儿子考上大学后我们一起上他的一个兵团战友开的北大荒饭店隆重庆贺一番。

其实我这样的况不算什么，你要有机会采访采访那些没有回到北京仍在外地的那些知青们，他们为了孩子能上大学所付出的才叫人听后感动和受教育。老崔向我作了一个重要的提示。

后来我从市高招办的工作人员那儿获得信息，每年北京市高考生中都有不少在外地长大的知青后代。1999年的高考开始后，我就留意了这样的对象。北京西城的十三中和四中的高考点离我的住处都很近，高考那几天我天天特意往这两个考点跑——我在寻找我要的采访对象。8号那天我终于找到了一位自己在河北工作看上去已经成了北方大妈的考生母亲。这位考生的母亲明显特征是土——可以说土得根本看不出她曾经是北京城里出生的人。

我、我是堂堂正正的北京人呀，可现在我连小时候一起读书的同学都不敢见了，为啥？就是我现在这个样还有人相信我是北京人吗！这位考生母亲一说话就擦眼泪，看着她满头银丝，我心底油然升起一股怜悯之。在我保证不说出她的真名后，这位大姐才同意我的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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