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行，­干­别的不行，但搞教育我愿意去。于陆琳对聂真他们的盛邀一口答应。不过因为她是军事学院的要员，到地方兼职必须经院领导批准才行。

聂真只好找到时任军事科学院院长的萧克将军，经过一番于陆琳如何如何工作全面，有办教育的经验和组织能力的说服后，萧克将军摆摆手，大笑着对聂真说：我还不比你了解她呀？你们搞民办大学我支持，于陆琳可以一半时间在军事学院，一半时间去跟你们办学。

痛快。聂真从萧克将军那儿出来，满心欢喜地对于陆琳说，这回我们的中华社会大学一定成了。于校长，上任吧！聂真跟本来可以当女将军的于陆琳开起了玩笑。

他们都是在战火中走过来的战友和老上下级关系，聂真是我党办校的老资格革命家与教育家，抗日战争时期就在太岳根据地当薄一波同志的副手，解放后他奉命创办中国人民大学，是全国政协副秘书长。1982年夏的一天，聂真、范若愚、于陆琳等几位我党的高级­干­部在北京地安门东大街3号人民大学宿舍的一间地下室开了一次中华社会大学建校史上具有开创意义的重要会议，当时由聂真和于陆琳等11人参加了会议并作出了几项建校初期的重要决定，其中前两项分别为根据学校况，采取稳步前进的方针，设专业要重点突破，不要一下子全面铺开，成熟一个专业，办一个专业；第二项是学校的当务之急，申请编制，解决­干­部问题和房子问题。第一项工作主动权在办校人手中，于陆琳他们立即着手开始工作，但第二项工作却碰到了连聂真、于陆琳这些身居高位的­干­部和老资格的革命家都感到棘手的难题——民办大学到底是什么­性­质？谁给它一条可行之路？这几乎是所有中国民办大学至今仍未解决的最突出的问题。

于陆琳他们也不例外。

再难也要跑下来。聂真等人看中于陆琳，就是知道她从不畏难。80年代初期的中国，虽然改革开放的号角已吹响，但在很多的人意识中还相当保守，特别像对待民办大学的问题上，其实即使今天在一些人眼里仍然将它视为非法，或者是必须严格注视的那一类行业，在他们骨子里的意识中认为，只有国家才能办大学，其它形式冒出来的大学都是些地下的非法甚至是假冒与诈骗。几乎所有的民办大学都不同程度经历过这样的境遇。中华社会大学无论从现在的班底（由原国家教委副主任柳斌任校董事长，原煤炭部部长高扬文任学校展基金会会长，现任国家教育部职教和成教司司长黄尧任学校副董事长），还是创办初期的班底，都是清一­色­的老革命家和老教育家，职位都在部长级和军级以上，但他们仍没想到在中国办大学竟这么难，一切全因那个民字。民办民办，许多人就此把民办大学当作一些无业游民开的自家小铺，当成私营小贩。除了想骗钱外，谁相信他们拼命是为了中国的教育事业？革命了大半辈子，为了共和国出生入死无数回的于陆琳，不止一次听到有人这样说他们民办大学。不是没有气愤过，可光气愤有什么用？就是因为中国过去没有民办大学，所以大家才对它有误解，如果我们真能像像样样地把第一所民办大学办好，不就是最好的说明吗？于是为了国家的振兴，个人受点误解何足挂齿！

学校刚起步时，仅有的200元开办费还是从人民大学借的。每次开领导­干­部会议都要临时找地方。至今在中华社会大学校址附近的居民中还流传着当年他们经常看到的一帮­干­部模样的人总在大槐树下召开部长会议的趣闻。

年近60的于陆琳家住北京西郊红山口，每次进城得花一两个小时。到城里后，她又整日骑自行车走街串巷，去一个一个衙门磕头，到一个一个小庙烧香，当她和同事们辛辛苦苦好不容易搭起班子，招收到第一届学生、开完第一个开学典礼时，上级教育行政部门有人提出非议：你们是私人办学，不能叫中华社会大学，你们是非法的，你们的问题不少，必须立即停止招生和教学。

0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