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著名的喀山广场大殴斗生那天，我们正在彼得堡巡回演出，上演《斯多克芒》。***前来看戏的观众是一批高级知识分子；其中有许多教授和学者。我记得坐在正厅里的几乎全是白苍苍的老人。由于那天的悲惨事件，观众极为激动，他们抓住哪怕是最微小的关于自由的暗示，对斯多克芒的每一个抗议字眼都有所反应。而且在剧进行中，往往会在最出人意料的地方爆出一阵有倾向­性­的掌声。这是一次政治­性­的演出。观众厅里的气氛激昂到这种程度，仿佛每分钟都在为停演和被捕而准备着。

检查官们在《斯多克芒》每场演出时都到场监视，只许我，扮演主角的演员，按照检查通过的台词来讲，如果我讲出一句没有获得通过的台词，他们就要来找我的麻烦。这天晚上他们对我的监视更加严格了，我不得不加倍小心。角­色­的台词经过多次改动，忽而删掉，忽而又添上，这就很容易说错，或者说出多余的东西来。在最后一幕，斯多克芒整理着被群众捣毁的房间时，在一片凌乱中找到了前一天出席大会时所穿的那条黑裤子。看到上面撕了个大口子，斯多克芒便对他的妻子说：

“一个人出去争取自由和真理的时候，千万别穿好裤子。ww”

剧院的观众不由得不把这句话同白天在喀山广场上生的大殴斗联系起来，在那里大概也有不少好裤子为了自由和真理而被撕破了。这句话才一说完，观众厅内便响起了一阵雷鸣般的掌声，表演只好停了下来。有几个人还离开自己的坐位，跑到脚光前面来和我握手。（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我的艺术生活》。）

观众原是一些不善于激动的白学者，在特定的社会空气下竟会激动到这等地步。从以上记述中可以看出，观众绪的集体­性­，不仅表现在显而易见的地方，而且也表现在“最出人意料的地方”、“最微小的关于自由的暗示”的所在。这说明，观众的群体，并不因成分复杂、人数庞大而表现得迟钝，也不仅仅只能取得粗框架上的一致。“只有一颗心的多头巨人”也会是极其灵敏的。

如果说，以上两例是在特殊的社会政治环境下产生的，那么，人们现，即使不在这种特殊况下，大多数观众的集体­性­也依然存在，而且也可以表现得非常强烈和一致。例如，1939年春天，挪威国家剧院到瑞典的斯德哥尔摩访问演出，演出的也是易卜生的戏剧——《玩偶之家》。当时当地并没有太明显的社会政治触剂，但观众席里的景竟是如此：

观众不仅疯狂地喝彩，还用脚跺地板，并且把椅子摇得嘎嘎作响。（艾尔瑟·赫斯特：“娜拉”，《易卜生评论集》。）

显然，一种对­妇­女社会命运的共同关注，被演出提挈起来了。

观众与观众互相传染、互相影响的问题，越来越引起艺术家们的注意。他们现，戏中可笑的内容，总有几个观众先感应到并出笑声。尤其那些微妙的笑话，最早领悟的观众总是少数。他们的笑声提醒了邻座，使更多的人获得了理解，爆出笑声。即使有一些并未真正理解的观众，也被周围的笑声所溶解。这一来，那几个最早出笑声的观众又会有新的兴奋表加入，借以表达对自己“先觉”的满足。就是在这种互相递接中，观众间取得了一种平衡和统一。奥·威·史雷格尔曾论述过这种现象，他说：“这时每一个人看见周围的人和他自己同样受到感动，彼此原来素不相识，一下子变成莫逆之交了。”他还把这种集体­性­的感受力和反应力描述得非常神奇：

多数人彼此之间这种外显的­精­神流通，几乎有着不可思议的力量，它加强了平时总是隐藏起来或只向密友才倾吐的内心感。由于这种­精­神流通，我们对它的有效作用已深信不疑。在这么多的同感者之中，我们感觉到自身的强大，因为所有的心灵与­精­神汇合成了一条不可抗拒的洪流。（奥·威·史雷格尔：《戏剧­性­与其他》。）

观众与观众之间的传染­性­，也可出现­干­扰演出效果的作用。观众是比较轻信的，对于剧和邻座都是如此。一个在生活中像顽石般一样坚定而木然的人，一旦置身于剧场中，就会生很大的变化。邻座一声轻轻的抽泣可以使他的心弦也微微颤动，而邻座所出的不信任的一哼，也可以在他的审美目光中蒙上一层疑虑。即使是那些对所演的剧目极有信心的人，也很怕与那些审美趣味迥异的人一起看戏。这本身就表现了人们在审美心理上的脆弱­性­。

0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