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铁石心肠不要感，却并不排斥­肉­欲，那位王泠然开口向老朋友提的要求第一项就是要一个女人。***俗谚谓“书中自有颜如玉”，也是这个意思。

我曾注意到，当年唐代新考上的不少进士，一高兴就到长安平康里的妓院玩乐。平康里的妓汝也乐意结交进士。交谈之下，新科进士常常觉这些妓汝才貌双全，在诗文修养、历史知识、人物评论等方面不比自己差。当然，她们没有资格参加科举考试。

面对这些妓汝，新科进士们多年苦求、一朝得意的全部内容都立即褪­色­，唯一剩下的优越只不过自己是个男人。

男人以知识求官职，妓汝以美­色­求生存；而男人的那一点知识，她们却在谈笑中一一降伏。我不知道这些男人是否因此而稍感无聊。

男人有家眷而抛舍亲，妓汝有感而无以实现，两相对视，谁的眼睛会更坦然一点？幸好现一条史料，说福建泉州晋江人欧阳詹进士及第后到山西太原游玩，与一妓汝十分投合，相约返京后略加处置便来迎娶。由于在京城有所拖延，女子苦思苦等终于成疾，临终前剪髻留诗。欧阳詹最后见到这一切，号啕大哭，也因悲痛死亡。

这位进士之死，看似不登大雅之堂，其实颇为高贵，因为他把功名、官职全都放到了爱之下。与他相比，其他很多功名中人反倒虚假了。

六

除了上述三方面人格扭曲外，科举制度还不得不对考生进行一次严重的人格污辱，那就是一整套反作弊的措施。

反作弊是从宋代开始的。在唐代，一切都比较宽松随意，在科举考试的同时托人推荐和自我推荐是常有的事，例如，大诗人王维、白居易、杜牧、李商隐都做过这样的事，如果没人推荐，他们很可能被数量不小的其他考生所埋没。在当时，这不算作弊。那种明目张胆的当场作弊，例如，请人代考，在唐代也是被禁止的，但禁止也仅止于禁止，没太当一回事。诗人温庭筠据说就是替别人代考的高手，有一次居然为八位考生完成了诗卷，真不知道具体是怎么­操­作的。

到了宋代，朝廷实行严格的文官制度，科举考试成了全国官吏的唯一来源，竞争日渐激烈，反作弊也就当做了一件大事。明清两代，这种制度越来越严格，如果再出现温庭筠这样的“枪手”，哪怕仅仅是代一位考生完成了试卷，他也必须在考场门外戴枷示众三个月，然后再万里流放。

如果是托人推荐，那么，在清代就变成了惊动朝野的科场案，结果很可能是推荐者、受荐者、被荐者，连同全体考官全部处死，并全家流放，株连九族。

我曾参观过一个中国古代科举考试的展览，面对那些实物，强烈感受到自宋以后，作弊和反作弊成了某些考生和官方之间层层递进的一场智力竞赛，而竞赛的结果是两方面都走向卑微。

考生作弊的最常用方式是挟带，把必然要考到的《四书》、《五经》、前科中举范文和自己的猜题习作，缩小抄写后塞在鞋底、腰带、裤子、帽子里。一切可以想得到的角角落落都塞，有的­干­脆密密麻麻地写在麻布衬衣里。

于是，堂皇的经典踏在脚底，抖索的**缠满墨迹，一旦淋雨或者出汗，烂纸污黑也就与可书生的绝望心混作一团，一团由中国文字、中国文明、中国文人混合成的悲苦造型。

作弊挟带的，也不见得全是无能之辈。例如，一〇一二年的一次考试，搜出挟带者十八人，于是重考，十八人中还是有十二人合格。由此我一直怀疑，许多主持考试的考官说不定也有未被査出的作弊历史。作过弊的考官对作弊的防范只会更严，也许是为了掩饰自己，也许是因为深谙其诀窍，他们会想出许多搜査挟带的机智办法。未曾作过弊的考官则会对作弊者保留着一种真诚的气恼，一旦有权，气恼也就化作了峻厉。

无论是机智还是峻厉，最终都要交给看守考场的士兵来­操­作。有时还公开悬赏，搜出一个挟带者奖赏一两银子。士兵们受此刺激，立时变成凶神恶煞，向全体考生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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