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36年4月17日，日本内阁悍然决定向华北增兵，强化中国驻屯军，并将驻屯军司令官由军部任命改为由天皇直接委任，将驻屯军的一年交替制改为永驻制。ww由裕仁天皇亲自任命的新任司令官，是原任日军第一师团师团长的田代皖一郎中将，多田骏的ρi股还没有坐热，就要让位了。新任驻屯军参谋长是桥本群少将，新设置的驻屯军步兵旅团由河边正三少将任旅团长。

根据日方公布的数字，增兵后的中国驻屯军由原来的1700余人增至5700余人。而实际的增兵人数远远超过日方公布的数字。据上海《申报》的调查，日军增兵后的兵力达1。4万人，还有人认为日军兵力超过2万。

而1935年时中国驻军包括中央军，于学忠的东北军，商震的晋军在内，总数不下6万人。蒋介石撤军命令出台后，这些部队纷纷调走，华北门户洞开。这样，河北就成为了国民政府在北方的前线。蒋介石下令把驻察哈尔的宋哲元率领的西北军第二十九军调入河北，接替东北军驻防。

1935年10月中旬，关东军的老牌特务、关东军沈阳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来到华北，策动“华北自治”运动。ww土肥原拟订了一个详细的计划：“第一步先说服并切实掌握殷汝耕；第二步，在宋、阎（锡山）、韩（复榘）、商（震）四人中选择突破口，先切实掌握其中之一人，使之与关东军结合起来成立一个新政权；第三步再将其他三人包括进来。”

土肥原向宋哲元提出了如下的“华北自治”方案：在华北五省二市建立以宋哲元为、以土肥原为顾问的“华北共同防赤委员会”；华北政权名义上属南京政府管辖，但军事上由“防赤委员会”领导，经济上与日、“满”结成一体，金融上脱离法币与日元挂钩，思想上反对三民主义、**，外交上亲日等。

与此同时，日本关东军在山海关、海军在青岛集结待命，向宋哲元施加压力。当时中国的抗日救亡运动正**迭起，宋哲元没有同意土肥原的要求。于是，土肥原就先在滦东地区扶植了以汉­奸­殷汝耕为头目的“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后改称“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并继续向宋哲元施加压力。

殷汝耕，浙江平阳人，早年曾留学日本，毕业于东京早稻田大学经济系，娶日本女子为妻。通过其妻，殷与日本军政界建立了联系。1916年回国后，殷汝耕先在北洋时期的国会中任秘书，后转南方军政府任驻日特派员。1925年，他参加郭松龄反奉事件，失败后只身逃入日本驻新民县领事馆，请求保护，始得活命。

殷汝耕对日本很有好感，曾多次参与对日交往，与殷同（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建设督办）、袁良（曾任北平市长）、程克（曾任天津市长）并称日本通四巨头。无论是在日本还是在中国，殷汝耕都着和服，讲日语，手挽日本妻子，这已成为他的标志­性­形象。殷汝耕从日本回国后，便开始在各军阀之间进行投机活动，并把蒋介石当成了自己的靠山。当蒋介石有意与日本人谈判时，殷汝耕便出面充当蒋介石的特使，与日本人进行周旋。

1928年5月，日本在济南制造了“五·三惨案”。当时殷汝耕正负责对日交涉，他采取妥协退让的政策，遭到国人的唾骂。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来，殷汝耕竭力为南京政府的对日屈辱外交效劳。1932年一二八事变时，殷汝耕以上海市政府参事的身份，参与了《淞沪停战协定》的谈判工作。1933年日军进攻热河期间，他被亲日派黄郛派到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专门办理对日交涉事宜。殷汝耕参与了《塘沽协定》的谈判，并以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参议身份参加了该协定善后处理的会谈。此间，殷汝耕的表现深得日本方面的赏识。

1933年5月《塘沽协定》签订后，国民政府在冀东成立了“蓟密区”和“滦榆区”两个行政专员公署。“蓟密区”公署设在通县的孔庙，“滦榆区”公署设在唐山。殷汝耕任“蓟密区”专员，陶尚铭任“滦榆区”专员。不久，陶就因不能取悦于日本方面而被去职，“滦榆区”专员也由殷汝耕兼任。从此，殷汝耕独揽了整个冀东地区的军政大权。任职期间，殷汝耕勾结日商，对日本的走私活动予以掩护。他对日本运来的商品只征收象征­性­的进口税，使得日货源源不断地流入内地。殷汝耕也由此开辟了一条很好的财源。而日本和殷汝耕之间，也自然而然地亲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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