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仑在创业初期就经历了组织裂变的问题。1993年，万通完成产权改革，万通集团公司正式成立，冯仑担任董事会董事长、法人代表。万通成立常务董事会，常务董事由公司的六个领导人担任，决策时一人一票，公司大事必须经过全体投票决定，每个合伙人都有否决权。但是这样的董事会造成了组织效率低下，公司不能随着市场变化而灵活应变等很多问题。ww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冯仑把目光集中到了土匪的组织结构上面。他现土匪组织长不大的原因就是在低水平不断重复。每次官军围剿，土匪就分裂，分裂之后又拉出一些人继续­干­。冯仑认为这种江湖式的组织形式行不通，于是又向家族式寻求突破。

四川希望集团就是一个家庭企业，创始人是刘永、刘永行、刘永美（又名陈育新）、刘永好四兄弟。他们都是大学毕业生，靠饲养鹌鹑、生产家禽饲料起家，经过十年的展，希望集团成为全国最大的民营企业。其法定代表人刘永行在1996年《福布斯》公布的世界500强中成为中国大陆地区唯一上榜的企业家。这样一个由兄弟四人经营的民营企业后来也走上了分家的道路。

在冯仑看来，家族抗分裂的能力比江湖式的组织形式要强一些，但这并不是万通最好的选择。后来万通有机会了解了商人规则，找到了合理改造组织、解决分歧的办法。

冯仑认为民营企业经常遇到的第四个问题，是民企资本容易受外国资本的制约。

我国民营资本由于自身的地位和局限­性­，所以经常会受到国有资本的挤压，在这种况下，它们把外国资本当成了救命稻草，但结果却并不让人满意。对此，冯仑在《跨越历史的河流》的文章中说：

在民营资本自有资本不足和外部政策环境不安全的条件下，外国资本往往扮演着“天使”与“骑士”的角­色­……近几年在海外上市的网络公司和高技术公司（还包括很多传统行业的公司），几乎都是凭借外国风险投资的力量，快速聚集资金和高速成长起来的。

正如冯仑所说，前几年民营资本几乎每年都得到10亿美元以上的风险投资，尤其是以it等新技术领域为代表的一些高新技术企业，在得到外国资本的支持后，实现了飞越式的展，百度、新浪等大公司就是其中的代表。在房地产行业，绿城在迈向资本市场时，得到了摩根大通和starkinvestment组成的国际财团的援助，共募集资金1。5亿美元。可以说，摩根大通帮助绿城完成了“从托儿所到大学”的全过程，使绿城在两三年时间里，由原来为债务负担所困的传统地产公司转变为市值超过200亿元人民币的成功企业。

在民营资本借助外国资本展的同时，往往容易在角逐中被对方所掌控。冯仑认为，民营资本在同外国资本的合作与角逐中，又被它们巨大的资本规模和丰富的商业管理经验两面夹击，不得不弃守行业领先者的地位，沦为外国资本在中国市场的开拓者。这时，民营资本所能够扮演、也是外国资本最希望它扮演的只有三个角­色­，那就是代工（外国品牌、产品在中国的加工者）、营销伙伴和品牌延伸。上面提到的绿城，2006年年初通过配售可转换债券和私募股本成功引进外国资本，其中，1。3亿美元的可转换债券在新加坡证券交易所成功挂牌上市，另外2000万美元由绿城董事会主席宋卫平出让持有的2%的股权获得。1。3亿美元可转债背后的抵押资产，是绿城51%的股份以及另一家绿城全资子公司51%的股份。可以说，外国资本在投资过程中以自身的利益为主。为外国著名品牌加工衬衣的江苏某著名企业，它只能挣取这些海外品牌产品在当地销售价的1%的利润，而委托加工者所赚的利润在30%以上。即使这样，当国内人民币升值或劳动力价格上涨之后，海外订单很快就纷纷撤离中国，转向利润更高的国家。这会给国内企业带来很大的影响，很多民营企业面临着立即减产转行甚至破产的困难，而工人也将会有一大批人失业。

76.民营企业的修炼（4）

( 民营企业在外资包围下进退维谷，已经成为很多民营企业的共识。ww***荣丰集团董事长王征认为，民营企业展最大的问题就是外国资本的挑战，他在接受采访时说：

在国内市场，民营企业与外资竞争面临的最大的现实问题是资金。如果我们不能找到自己的融资渠道，或者不与这些外资联合展的话，中国的民营企业就可能被市场边缘化。现在许多的跨国公司巨头涌进中国，到处攻城掠地。高盛、美林都是上千亿美元的大集团，这些大公司在国内是无可匹敌的，民企每年几十亿人民币的销售额在他们面前是小菜一碟。所以说民企最大问题是资金的问题，很多展非常好的民营企业都是因为资金问题导致展受阻。尽管现在很多领域都允许民企进入，但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民企自身很弱，和跨国公司比，是九牛一毛，他们可以轻而易举让我们倾家荡产。

民营资本受外国资本制约的原因，主要是外国资本牢牢把握和控制产品价值链的上游——品牌、研和海外市场，民营企业只是外国资本的加工厂，一点儿成长空间都没有。另外，在价值观上，民营资本也处于弱势地位。ww西方商业文明已有三百多年的历史，已经积累起一套完整的价值体系和商业伦理，而中国的民营资本还处于起步阶段，在技术层面、管理知识和商业伦理方面都在向西方学习。所以在与外国资本竞争与合作时，中国民企的价值观就会主动倒向对方，特别当国有资本不给空间或者政策环境让他们感觉不到安全的时候，多数人更是以价值认同作为寻求安全庇护的心理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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