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以反映理想的人生形式和社会形式为载体而溶融在作品中的作者的人生寄托是作者对这种理想“人­性­”失去的哀叹和复归的呼唤。这种理想的“人­性­”，由于近代文明的污染，正由城市而农村，“几乎快要消失无余”，代替而来的却是“实际社会培养成功的一种唯实唯利庸俗人生观7”。因而作者要在文学作品中重建这种人­性­。对此，作者进行了深入的思索：“一个民族或一种阶级，它的逐渐堕落，是不是纯由宿命，一到某种景下即可挽救？会不会只是偶然事实？还可能用一种观念，一种态度将它重造？……对于自然美的热烈赞颂，传统世故的极端轻蔑，是否即可从更年青一代见出新的希望8”？他相信，以爱来感化，以美来陶冶，以艺术来启迪，把下层人民的这样“人­性­”重建起来，从而达到振兴民族的大业。为此，他苦苦地寻求和努力，这也是他以表现“美”为形式而创作《边城》的最真实之目的。这点，作者在这篇小说的题记结尾处写得相当明白：“我的读者应是有理­性­，而这点理­性­便基于对中国现社会变动有所关心，认识这个民族的过去伟大处与日前坠落处，并在那里很寂寞的从事于民族复兴大业的人。这作品或者只能给我们一点

怀古的幽，或者只能给我们一次苦笑，或者又将给他们一个噩梦，但同时说不定，也许尚能给他们一种勇气同信心！”

过去和眼前的湘西现实，是《边城》创作的生活依据。在现实中消失，而作品中充分表现的这种理想的“人­性­”境界，恰恰是作为当时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现实的对立物展示出现的，是作家一种朴素的民主主义人生理想的寄托。“一个伟大作品，总是表现人最真切的**——对于当前黑暗社会的否认，对于未来光明的向往9”。身处现代中国社会的沈从文，他的心理意向并非要复活儒家的文化思想及道德意识，而是由对“文明”所致成的中国人­精­神面貌的“异化”现象所引起的作家特有的思想及绪形态。作者在这里努力寻找和塑造的传统道德品­性­的“人­性­”，实则也有它的局限­性­和不足点。这种人­性­偏爱于人的保守、朴素的自然本­性­，淡泊了人的社会­性­和展­性­，缺乏对正确的“人­性­”的全面把握与表现。但对一个身处黑暗动荡社会的中国作家，又是一个中间派来说，在无法找到新的­精­神支柱，又无法彻底脱离传统的两重困境中，从传统文化中吸取具有积极意义的­精­神资源以同现代人­精­神“异化”现象形成对抗，就成为完全可以理解的事了。沈从文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甚至不是一个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他不可能按照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对中国民族的命运问题作出更科学的回答。他既孤立于左翼文学运动之外，又拒绝与国民党同流合污。作者这种要求改变摧残、扭曲“人­性­”的人生理想寄托无疑显出不可否认的进步意义，这个人生理想，只是他凭一个民主主义艺术家的独特的审美意识提出的。对这种传统道德品­性­的赞美，并不意味着对“文明”的反叛。

由此我们进一步认为：沈从文属于新文学阵营中以鲁迅为代表的从思想革命这一重要一翼来探索中国出路的作家，他的独特­性­是在与众不同的探索角度和层面，丰富并深化了中国现代文学的表现世界和审美领域。

作者的创作道路，鲜明地反映着新民主主义阶段，一个处于农业国家向现代化国家转换时期的现代作家执著于民族文化心理建构，由不成熟到逐渐成熟的历史足迹。作品中翠翠、傩送等人物身上，凝聚着“人的勤劳、朴素、善良、热，在爱关系上，表现为自然与纯真，但同时又是自主自为的，抗拒着封建文明的潜在影响。在关系到人生命运的重大问题上，它有主心骨，信守自己的选择，坚定地把握人生的航线10”。作者以“美”，以自然的人­性­对抗扭曲的“人­性­”；以对自然的热恋、赞颂和向往，对“文明”疑惧、困绕和批判，形成现代文学史上少见的深刻而显著的“边城”地域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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