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就是善的一种形式”
如果说《边城》所表现的那种人人都应具有原始淳厚道德品性的“人性”的自然神韵显示出的是美,那么,包孕在美内核的则是体现“人性”的善。ww***沈从文认为:“美就是善的一种形式11”。美的极致就是善的极致,因而崇高的善构成美的内在意蕴。古希腊思想家亚里斯多德曾说:“美是一种善,其所以引起快感正因为是善12”。这作为一个原则,拿来衡量作者对美与善关系的理解,显示出了异曲同工之妙。这里所说的“善”,不重外有形式,而尚内在本质。
“‘边城’人多么正直、善良、纯朴、淳厚、诚挚,关心他人胜于自己;他们不计较个人得失,更不唯利是图,一片玉洁冰清13”。“边城”人无不是传统文化养育的善良百姓,他们都是具有传统道德风貌的人。他们之间构成社会环境,体现着真挚的相互理解与平和的论世待人,这是民族传统道德的延续。在“边城”里,每个主人公,都体现出道德的善。无论是收钱时近乎天真争吵的摆渡老人,还是和山头黄麂一样从不想到残忍事,从不愁,从不动气的翠翠;无论是宽以待人的船总顺顺,还是不计前嫌的杨马兵等等。ww这
一切都说明了,沈从文将善良注入到了他建造的“希腊小庙”14的每一个角落。在中国文学中,许多典故都涉及道德和礼仪。正是这种在一切方面保持严格的节制,使得中国维持到几千年之久,而且还会长久下去15”。《边城》具有永不衰竭的艺术魅力,其原因之一就是它从文化深层上挖掘并浸渗着我们民族历千年而未衰的道德意识。
这种“善”是与“恶”既相联系又截然对立的美学概念。作者认为“善”不应当渗入“道德的成见与商业价值16”。美就是善,善就是美。“美就是善的一种形式,文化的向上也就是追求善或美一种象征17”。作者把“善”作为人性的本质来理解并加以注释的。由此也可以看出,“善”与“美”在他的艺术追求中的地位。在文明历史展的进程中,人类在经历了数不清的灾难和痛苦之后,极力追求一种与人类展更和谐、更完美的文化意向,这种意向代表着人类共同的愿望。沈从文,更把人类普遍关注的道德品性美与善作为自己的文化意向的追求理想。在翠翠、老船夫、顺顺、天保、傩送等人物身上,都体现了美就是善的价值取向。这些人物都是通过善行、善德、善义来体现的,在他们身上,“没有乡愿的教训,没有黠儒的思想,有的只是一点属于人性的真诚感18”。
这种道德品性的“人性”,作为一种推进人类文明的文化动力,历来成为衡量我们民族精神面貌并具有实践理性的重要尺度。并且,用审美的眼光来看,它又成为特定意义上的区分善美与恶丑的重要标准。“边城”的构筑,是作者至善至美的追求和实践,无处不深深地表现着作家的这种审美态度。《边城》将作者以善、美为主体的审美选择推向了极致。与当时半封建半殖民地混血儿的大城市相比,“边城”如一潭清水,自然的美景,古朴的习俗,善良的民众,纯洁的心灵浑然一体,构成了一个令人神往思慕的佳境。
沈从文对善、美的追求,也是同他对地处湘西的他那个民族的文化形态的深刻了解和目睹分不开的。苗族,是一个勤劳、勇敢、
有着自己特殊风俗民的民族。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苗族人民有着对自己土地的特殊感,眷恋乡土,崇尚礼义,看重人,见义勇为,是这个民族的鲜明特色。正是在这种文化体验和经验领域里,作者以一个文学家的热孜孜不倦地追求着人性的善、美,描绘、呼唤人类所共有的崇高理想。
《边城》中对人性善的开掘,紧紧联系着沈从文对悲剧意识在审美层次上的深刻感悟。在人类中,最崇高、最壮伟的悲剧并非善与恶之间酿成的悲剧,而是善与善之间造成的悲剧,这在艺术中的表现也是如此,善与善之间造成的悲剧更能撼动人的灵魂。翠翠是作家理想人格的化身、是善与美的精灵。翠翠是善的,是美的,然而也是悲的。一条渡船不仅连接着老船夫与女儿苦难的人生,也连接孙女翠翠爱上的不幸。小说的结尾是这样写的,翠翠在渡船上,等待着“那个在月下唱歌,使翠翠在睡觉里为歌声把灵魂轻轻浮起来的年青人”,而“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就回来”。渡船装载歌声,歌声能否再拥抱渡船?爱与忧、喜与悲、希望与失望、幸福与痛苦交织在一起。“美丽,总令人忧愁”19。翠翠是那样的美,那样的善,却又是那样的悲,那样的让人忧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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